第一百五十八章

1966年5月3日

上海市公安局

朱青林在一楼临时找了间空办公室，方梅换上警服端坐在办公桌后，显得英姿飒爽。

没多会儿，许春秋被人领了进来。

这是个肤色苍白，长相文弱的中年男子，还带着副近视眼镜，虽然特意穿了身板板正正的灰色中山装，仍掩饰不住满身的书卷气，举止却是落落大方，不卑不亢。

方梅指了指桌前的椅子：“请坐吧。你叫许春秋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方梅拧开钢笔，摊开谈话笔录和许春秋的申请材料，挺直腰，眼睛紧盯着许春秋说道：“我是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的民警，姓方。我们收到了你申请去香港的材料，想跟你了解一下情况。”

“谢谢，谢谢。”许春秋眼里闪烁出希望的光芒。

“你说一下去香港的理由。”

“我父母都在香港，前些日子父亲来信说，母亲突患中风，要我去香港探望。昨天又打来电报说，医院已经下过一次病危通知了，要我速去，晚了怕是见不上了……所以我来公安局看看能否申请加急办理……”许春秋摘下眼镜，用衣角擦了擦镜片，本来充满血丝的眼睛有些湿润。

“能不能把电报给我看看？”

许春秋解开纽扣，从上衣口袋拿出折叠得很整齐的电报信封。

方梅从信封里抽出电报纸看了一眼，随手记下了发电地址。“这份电报可以作为申请加急的理由，我把它放进申请材料，可以吗？”

许春秋感激地连连点头。

“您父母什么时候到香港定居的？在香港从事什么职业？你能简单聊聊你的家庭情况吗？”

“我们家一家四口，父母、我，还有一个妹妹。我父亲许文博原来是上海工部局管弦乐团小提琴手，母亲陆引娣操持家务。我父亲同时也是一个弦乐四重奏组的第一小提琴，日本人入侵上海之前，上海滩的一些洋人大班或者有钱有势的家庭常举办Party，也就是聚会，他们为营造氛围，附庸风雅，常会请我父亲的弦乐四重奏小组去演奏。我父亲年轻时曾留学英国学音乐，英语很流利，一来二去就与一些洋行大班混得很熟。日本人对英美宣战后，进入了租界，管弦乐团解散了，迫于生计，父亲就进了太古洋行做事。后来解放了，太古洋行迁往香港，父亲就带着母亲和我妹妹移居香港了。”

方梅一边听，一边在谈话笔录上飞快地记着。

“你父亲在解放前参加过什么组织或党派吗？”

“我父亲是个音乐迷，满脑子都是巴赫、莫扎特，他对政治不感兴趣，也一窍不通。”许春秋谨慎地字斟句酌答道：“但他是个很正直的人，也很有……同情心。是个……爱国者。他没有参加过任何政治活动。”

“你母亲呢？”

许春秋不太明显地舒了口气：“我母亲就是家庭妇女，但她从小受过很好的传统文化教育，知书达理，性格也温顺。小的时候，父亲逼着我和妹妹每天练琴，有时候很严厉，都是我母亲护着我们兄妹。”说着许春秋又摘下眼镜擦了擦。

“你在哪儿学的音乐？”

“从我这么高的时候。”许春秋伸手比划了一下，“我父亲就在家里教我拉小提琴，后来父亲在洋行做事，收入多了，有条件了，1947年就送我到美国茱莉亚音乐学院学习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在美国的爱国留学生纷纷响应祖国的号召回国效力，我也在1951年回国，在上海音乐学院弦乐系当老师。”

“你回国后与你父母有联系吗？他们回来过吗？”

“一直有书信往来，前几年困难的时候，他们还给我寄过些营养品、食品什么的。但他们一直没回来过。”

“你没有申请去香港看看他们吗？”

许春秋低了一下头，有些无奈地说：“申请过，没批。”

“什么时候申请的？”

“1957年，我和我爱人结婚的时候。”

“因为什么没有批准？”方梅边问，边埋头快速记录着，却半天没听到回答，她一抬头，看见许春秋满腹委屈地哆嗦着说不出话。

方梅起身倒了杯热水递给许春秋，“喝点水，慢慢说。”